“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在“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”的日子，家书安放着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和最真实的情感。作为与家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记录，家书是亲情传递的重要载体，也是一个家庭家风的延续。
隔了大半个世纪，再读老一辈革命家笔下的一封封家书，不仅尺素真情感动人心，还有字里行间展露的廉洁家风让人深受触动。
父母德高，子女良教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家风好，就能家道兴盛、和顺美满；家风差，难免殃及子孙、贻害社会。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，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杰出榜样。
1950年1月，谢子谷、谢廉伯想来京看望父亲谢觉哉。时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写信告诉儿子：“打听便车是没有的，因为任何人坐车，都要买票。”为了向儿子清楚表达他的原则和想法，谢觉哉在信中写道：“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个‘焦官’。是的，‘官’而不‘焦’，天下大乱，‘官’而‘焦’了，转‘乱’为安。”谢觉哉还附诗一首：“你们说我做大官，我官好比周老官，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这里的“焦官”就是“不挣钱的官”的意思，而诗里的“周老官”则指的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。谢觉哉自比“周老官”，就是告诉儿女，自己这个“官”只是人民的公仆，是做事的，不是享福的。
1953年9月，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，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，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，以及政府的困难，机关负责人的困难。”
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。”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，好家风才是助力儿女跨过人生沟沟坎坎的底气。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家风，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，而且关系党风政风。否则，就像徐向前同志所言：“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离开人世的，如果不把后代教育好，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就会付之东流。”
吴玉章被誉为“延安五老”之一，是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。1964年1月8日，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给儿子写信：“路子要靠自己去走，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……这是要时刻警惕的。”
他反对儿子在学校搞特殊，特意叮嘱：“不知你妈妈有没有给你寄过什么东西。我认为除了学习用品外，如果要寄生活用品，可不要收，并委婉地写信回来谢绝，使她知道这样做不好。因为你在学校，一切都有供给，如再寄食用品，就显得特殊，对党对自己影响都不好。”
侄孙吴本清来看吴玉章，想要几句话作为留念。吴玉章便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：“创业难，守业更难，须知物力维艰，事事莫存虚体面；居家易，治家不易，欲自我身作则，行行当立好楷模。”留言态度严正、言辞恳切，把治家的道理讲透了。
“你们不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，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。”1961年，罗荣桓写信给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儿子罗东进，再次向儿子提出要求。他写道：“大致上干部子弟中有特殊优越感，在同学中生活中表示突出，不艰苦朴素，应该劝导要保持革命的光荣传统。”在父亲的教导和鼓励下，罗东进在校潜心学习，后来成为我军最早从事自动化指挥系统研究的专家。
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书，对今天仍有诸多教益。在那个与远方的家人联系不便的时代，他们于繁忙之中对子女教育如此关切，遥寄家书教之育之。如今，人人一机在手，转念之间便可与家人“面对面”沟通交流，更应以为父为母的好身段，涵养良好家风，自觉成为儿女的榜样和楷模。
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天，我们倡导培养良好家风，就是因为家庭建设好了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，建设起廉洁的党风和清朗的政风。党员干部应带头用良好家风家教教育引导子女，影响身边人身边事，自觉做优良家风的传承者、引领者、守护者。（陈晓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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